|
同愿為人民
——寫在父親鄧寶珊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際
上世紀40年代初，鄧寶珊在榆林。
1949年3月25日，毛澤東、朱德在北平西苑機場閱兵。閱兵前毛澤東與鄧寶珊親切交談。
1954年9月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，甘肅代表團全體代表在北京飯店合影。前排右四為團長鄧寶珊。
上世紀50年代初，鄧寶珊在歡迎朝鮮訪華代表團會議上講話。
鄧寶珊(后排右二)與楊虎城(后排左一)，劉守中(前排左一)，于右任(前排右一)等人合影。
上世紀50年代，鄧寶珊在鄧園會見蘭大師生。
鄧寶珊書法作品。
2014年11月10日，是我們的父親鄧寶珊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日。父親留下的字畫、手札猶在。睹物思人，緬懷過往，他的音容笑貌似乎就在眼前，他的諄諄教誨依然響在耳畔。盡管父親離開我們已經(jīng)幾十年了，他的精神、他的思想、他獨具的人格魅力，依然鼓勵著我們前行。值此父親誕辰120周年之際，我們追述了他的幾個精彩的人生片段，作為我們對他的追思和懷念，也為資政育人和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奉獻一些點滴素材。
反戰(zhàn)愛民
1945年，八年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結(jié)束。經(jīng)過幾十年的戰(zhàn)難，人心思定，人心思安。但蔣介石集團卻冒天下之大不韙，摩拳擦掌，陰謀策劃內(nèi)戰(zhàn)。1946年3月，父親寶珊先生到重慶參加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。此間，蔣介石主持召開軍事會議，名為征求意見，實為部署內(nèi)戰(zhàn)。蔣介石問父親的看法，父親回答說：“既然有了停戰(zhàn)協(xié)定和政協(xié)協(xié)議，內(nèi)戰(zhàn)我們還是要盡量避免打的。第一、經(jīng)過八年抗戰(zhàn)，人民苦難深重，好容易勝利了，需要一個休養(yǎng)生息的機會。打的話，人心厭戰(zhàn)；第二、八年抗戰(zhàn)搞得民窮財盡，國力空虛，再若打仗，經(jīng)濟上要崩潰。”蔣介石一聽，頗為不悅，因為是他主動征求意見，也不便發(fā)作。
父親反對內(nèi)戰(zhàn)的決心非常堅定。為實現(xiàn)國家和平，讓天下蒼生免遭涂炭，1946年，他決定赴南京面見蔣介石，再進忠言。見到蔣介石，他誠懇地說：“民困財乏，國民厭戰(zhàn)，戰(zhàn)端萬萬起不得，武力統(tǒng)一行不通。”父親把他精心選揀的一疊報紙給蔣看，說道：“城市鬧工潮、鬧學潮、鬧增薪，鄉(xiāng)村抗捐抗稅抗丁，變民鬧事鋌而走險，國情如此，怎堪再戰(zhàn)！”蔣介石輕蔑地付之一笑，說：“報紙我天天看，重要的是不為假象所惑，歷史會證明你我誰是對的�！备赣H擔憂國是，離開南京前，決計再給蔣介石寫封信，以盡最后之努力。是夜，他提筆凝思，枯坐燈前，直到東方破曉未得一言，長嘆一聲，寫下二十個大字：“兵者，國之大計也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�！边@是《孫子兵法》十三篇的第一句話。此后內(nèi)戰(zhàn)爆發(fā)，兩人再未相見。
建國以后，作為國民黨起義將領、著名愛國民主人士，黨中央、毛主席對父親關(guān)愛有加，一直信任和重用他。1949年12月2日，毛澤東主席簽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書，任命鄧寶珊為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。1950年1月8日，甘肅省人民政府成立。1951年2月20日，毛澤東主席再次簽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書，任命鄧寶珊為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。當時全國民主人士出任省政府主席的只有湖南程潛、甘肅鄧寶珊，一時竟有“南程北鄧”的說法。1954年9月，甘肅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，父親當選為甘肅省省長。在1958年、1964年第二屆、第三屆甘肅省人民代表大會上繼續(xù)當選，直到1966年，父親連續(xù)當了17年的甘肅省長。
民族大義
提起父親鄧寶珊先生，人們總會想到他解放戰(zhàn)爭時期促動傅作義北平起義，讓北京這座千年文化古都免遭戰(zhàn)火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。1949年1月31日，人民解放軍舉行北平入城式的當天，《新民晚報》發(fā)表一篇文章《北平和談的一把鑰匙——鄧寶珊將軍》，高度評價父親的歷史功績。
實際上，父親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老朋友�？箲�(zhàn)八年，父親總軍陜北榆林，是陜甘寧邊區(qū)的鄰居和八路軍的友軍。他一方面與八路軍合作守衛(wèi)黃河，共抗日偽聯(lián)軍；另一方面始終與陜甘寧邊區(qū)保持睦鄰友好關(guān)系，抵制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。對于父親團結(jié)抗日、支撐北線、保衛(wèi)陜甘寧邊區(qū)之舉，毛主席曾寫信表示稱贊和感謝：“八年抗戰(zhàn)，先生支撐北線，保衛(wèi)邊區(qū)，為德之大，更不敢忘�！北逼胶推浇夥藕�，父親與傅作義將軍去西柏坡見中央領導人，周恩來一見父親便親切地說：“鄧先生，你這是回到‘娘家’了啊�！�
父親與陜甘寧邊區(qū)一直保持融洽合作的關(guān)系，1947年夏卻發(fā)生了兩次榆林戰(zhàn)役，一度令他難以釋懷。1956年，父親去北京參加人代會，毛主席邀他和梅蘭芳到豐澤園吃飯，席間，鄧寶珊問到了“兩次榆林”戰(zhàn)役的問題，他說：“延安和榆林之間關(guān)系很融洽，怎么突然又攻打榆林？”毛主席回答說：“‘圍榆打援’打的是胡宗南、馬鴻逵嘛�！边�開玩笑說：“打是親，罵是愛，為了請你起義嘛�！甭犆飨@樣一解釋，父親頓覺心中釋然。
八年抗戰(zhàn)期間，父親還做了一件有功于中華民族的大事�？谷諔�(zhàn)爭爆發(fā)后，日本侵略者看到成吉思汗陵在蒙古族中具有極為崇高神圣的地位，便想以成吉思汗陵作為籌碼來要挾蒙古的王公貴族，分裂中國。1939年春，日軍向伊克昭盟進攻，企圖占據(jù)伊金霍洛旗，奪走成吉思汗靈柩，分化瓦解抗日力量。父親和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將軍、蒙古愛國王公沙王(沙克都爾扎布)等向國民政府陳情，請求將成吉思汗靈柩內(nèi)遷西移，共產(chǎn)黨人也深表贊成。1939年5月底，國民政府委派的移陵人員及護陵軍人陸續(xù)到達伊金霍洛旗。6月，成吉思汗靈柩離開伊克昭盟后，經(jīng)過了榆林、米脂、綏德、延安等地，最后安放在甘肅省蘭州市榆中縣的興隆山上。解放后，中央人民政府派專車將成吉思汗靈柩送回內(nèi)蒙古伊金霍洛旗原地安放。此舉徹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陰險圖謀。
求是直言
1951年全國鎮(zhèn)壓反革命分子政治運動開展期間，將留美博士宋恪定性為反革命分子，予以鎮(zhèn)壓。宋恪是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人，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擔任甘肅學院(蘭州大學前身)院長和甘肅省教育廳廳長等職，對甘肅教育發(fā)展有貢獻。鎮(zhèn)壓宋恪時，父親正在外地出差，回來后得知此事，深感痛心。后來，在北京開會期間，毛主席約他到中南海寓所吃飯長談。毛主席問：“聽說鄧先生對鎮(zhèn)反運動中，鎮(zhèn)壓了國民黨甘肅省教育廳廳長宋恪有意見？”父親坦率地說：“這個人本來是可殺可不殺的。”毛主席說：“鄧先生，你應該提前給我說，就能把這個人留下了�！备赣H回應道：“我不在蘭州，未能及時得知啊。”
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，甘肅有好幾位著名知識分子被劃為右派，其中水梓被定為極右分子。父親得知此事后很痛惜，他對身邊親近的人說：“這么多知識分子，怎么一夜之間都成了右派？”全國人大開會期間，在懷仁堂休息時，父親親口向毛主席作了匯報。他對毛主席講：“甘肅是個很窮苦的地方，知識分子非常缺乏。把僅有的幾個大知識分子劃為右派是不應該的�！泵飨瘑査际悄男┤�，父親將水梓、張維、張心一、楊思、馮國瑞等當時甘肅著名學者一一作了介紹，對當時已定為右派的水梓、馮國瑞起了重要的保護作用。
新中國成立以后，由于缺乏經(jīng)驗，急于求成，操心太切，“左”的氛圍越來越濃，與日俱增。1958年提出“大躍進”，要跑步進入共產(chǎn)主義社會，最終釀成了餓死人的悲劇。甘肅深居內(nèi)陸，自然環(huán)境嚴酷，基礎條件差，素有“苦瘠甲于天下”之稱，當時省內(nèi)不少地方也出現(xiàn)了餓死人的情況。對此，父親憂心忡忡。這一時期，他經(jīng)常下鄉(xiāng)調(diào)研，特別是到最窮最艱苦的地方去，了解真實情況，苦尋解救辦法。有一次，父親到永昌縣焦家莊一帶視察，發(fā)現(xiàn)當?shù)厝罕姸嗝鎺Р松�，身體浮腫，普遍吃的是榆樹皮面和野菜一起烙成的餅子。他特意把這種餅子帶回來，給家里人看，對我們這些孩子說：“你們看看，人在福中要知福，農(nóng)民現(xiàn)在就是以此果腹，在饑餓線上掙扎。”父親并未就此作罷。他決心頂著壓力，把榆樹皮野菜餅子帶到北京，向黨中央毛主席反映真實情況。這份特殊的禮物經(jīng)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轉(zhuǎn)交毛主席。毛主席收到以后，臉色很沉重，只講了一句話，“我在延安的時候嘗過這個東西，很難吃。”
1962年習仲勛同志因為小說《劉志丹》被打成“彭高習反黨集團”的主要成員，遭到誣陷和迫害。父親去北京開會時，利用在豐澤園毛主席請吃飯的機會，問毛主席：“你經(jīng)常說仲勛年富力強，堪當重任，有培養(yǎng)前途，怎么能現(xiàn)在又反黨了呢？”在當時非常敏感的政治氛圍下，一般人躲之唯恐不及，而父親不避風頭、不懼嫌疑，敢于在毛主席面前辯護，足見其剛直敢言的品格。
簡樸敬賢
父親出身貧寒，一生勤儉，最惡奢華。平常生活多是粗茶淡飯，一般就吃些家鄉(xiāng)飯菜，如一鍋子面、漿水面、面水馓飯(豆水與面攪拌的一種小吃，味發(fā)酸)。即便是領導和朋友來了，多是在家里宴請，從不動用公款。除非是省委和省政府的公務活動，才會去蘭州飯店或?qū)幣P莊賓館用餐。父親的穿戴也很簡樸，皮鞋只在重大行政活動時穿，平素一直穿家人做的布鞋。父親一生從不做壽。1944年，父親還在晉陜綏邊區(qū)總司令任上，正值半百之年，身邊的人想給他過五十大壽。父親聞之，只身騎馬去了郊外，回避過壽之事。作為一位高級將領，父親的清白簡樸之風，給后輩們豎起了標桿。
上世紀50年代后期，時值我國第一批紅旗轎車出廠，友人贈送父親一輛。當時父親乘坐的是一輛美國產(chǎn)的“道奇”牌轎車，車小而舊。我們看到來了新車，都非常高興，催促趕緊換了。但父親執(zhí)意不肯，他說：“我住的地方出行之路窄小，路兩邊都有老百姓做生意，我坐原來的車已經(jīng)習慣了，這個車雖然舊點，但車身小，出行方便，不擾民。”后來他把車交給甘肅省政府作為接待用車。父親平常用車也非常嚴格，親屬除了有緊急病痛，一般不許使用。
父親雖出身行伍，一生戎馬，但非常重視文化工作，也樂意交文化藝術(shù)界的朋友。父親與齊白石、徐悲鴻等繪畫大師交往頗深。上世紀50年代，父親延請許多文化名人到甘肅考察，其中有葉圣陶、鄭振鐸、吳作人等，請他們參觀麥積山石窟、敦煌莫高窟以及炳靈寺石窟等歷史遺存，征求他們的意見建議。為了繁榮甘肅的文化藝術(shù)，父親還先后邀請譚富英、裘盛戎、杜近芳、葉盛蘭、梅蘭芳等戲曲名流到甘肅考察獻藝，開闊甘肅人的眼界，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。
父親與國民黨元老、大書法家于右任先生更是“數(shù)十年患難之交”。從1918年他們兩人結(jié)識后，幾十年風云變幻，終成莫逆�？箲�(zhàn)期間，于右任先生曾到甘肅考察，做散曲《謁成陵》(越調(diào)天凈沙)：“興隆山畔高歌，曾瞻無敵金戈。遺詔焚香讀過，大王問我，幾時收復山河？”膾炙人口，流傳甚廣。解放以后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于右任懷著痛苦、矛盾的心情去了臺灣。于右任在臺灣曾做《望大陸》一詩：“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陸；大陸不可見兮，只有痛哭。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鄉(xiāng)；故鄉(xiāng)不可見兮，永不能忘。天蒼蒼，野茫茫；山之上，國有殤！”父親割舍不下幾十年的情誼，總是關(guān)心、打聽于右任先生的消息，經(jīng)常接濟他留在大陸的夫人高仲林女士、女兒于芝秀女士。上世紀60年代，父親還親筆寫信兩封致于右任先生，由中央廣播電臺向臺灣地區(qū)廣播。
1954年，著名作家、政務院出版署署長葉圣陶到蘭州視察工作，他不愿意住在賓館，樂意住在我們家。公務之余，與父親談詩論畫，其樂融融。其間，葉圣陶作詩一首，親筆篆書贈與父親：
遠訪蘭州勝，清輝始獲親。
問年俱甲午，同愿為人民。
園果嘗新味，容齋絕點塵。
高情何可報，詩就意難申。
斯人已逝，風范長存。父親一生踐行愛國和平的理念，廉潔剛正，重才親民，廣結(jié)善緣。戎馬倥傯之際，他仍自強不息，好學不倦。他再三告誡我們，要努力學習，勤奮工作，自覺參加勞動，不能搞特殊化。數(shù)十年過去，“彈指一揮間”，他的諄諄教誨，言猶在耳。今天，作為鄧寶珊先生的子女，我們將繼續(xù)保持清白家風，繼承他的遺志，弘揚他的精神，為實現(xiàn)“兩個一百年”奮斗目標，實現(xiàn)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盡綿薄之力。 (注：本文由鄧寶珊之子鄧成城，女兒鄧惠琳、鄧引引、鄧文文講述，蕭光畔、曹樹林執(zhí)筆；董小平、馬酒生整理。圖片翻拍：孟捷)
(據(jù)人民網(wǎng)甘肅頻道)
|
打印本頁
